从“无法无我”到“他人即地狱”：现代哲学中(2)

《原则与妥协》王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本：2014年12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在1973年投票支持罗伊一方的七位大法官中，有五人为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民主党提名者仅为两人。这完全不符合人们简单地将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与反堕胎势力等同的印象。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他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大法官，以文本主义和支持民权著称。

今天的美国民众，对待堕胎的合法化是什么态度呢？皮尤研究所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对堕胎合法化，或部分合法化的支持态度上，宗教和政治立场，如党派可以作为双方分野的重要标志。同时，虽然近半数（48%）的民众认为堕胎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多数——高达59%的民众认为，应该将堕胎合法化，或者部分合法化。

同时《意见》还指出，这个权利并不是绝对的，需要衡量州政府的利益，以保障女性的健康和孕期生活。判决指出，堕胎的权利是一种“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法庭在审查挑战堕胎权的法律时，需要用美国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的最严格的标准。

最高法院门口，反对废除罗伊案判决的美国民众

如果最终的结果如这份泄露的文件所写，最为直接的结果就是，美国将结束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基于《美国宪法》对于堕胎权的保护。意味着各州就有权针对该事项拿回决定权。

长期以来对罗伊案持批评态度的法学家德肖维茨

在周二的推送《美国社会的堕胎战，一场没有结束的斗争》中，我们回顾了罗伊案前后，美国社会对于妇女权益和堕胎的观念变迁，以及保守派如何利用关于堕胎权的争议，改造自己的政治语言和意识形态。那么今天我们推送的这篇文章，则希望从法律和制度上解读美国社会关于堕胎权的争议由来，以及背后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交锋。也许读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我们很难勾勒出一个清晰的答案和明确的立场。我们更希望能进一步思考：在理解法律的精神之中，个体的权益应该在价值排序中位列何处？面对复杂的社会议题时，法律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邵鹏；编辑：朱天元；校对：杨许丽。题图素材来源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另外，还有分析认为，《协同意见书》的行文中，似乎表明大法官们设想病人都具有自己的私人家庭医生。在此之前的美国社会，这曾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此案发生之前，这种生态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

进步价值倒退，保守主义回潮？

事实上，在法律技术层面上，罗伊诉韦德一案也并不是完美无瑕。在该案判决之后，法学界就本案出现了许多讨论。罗伊一案的方向毫无疑问得到多数学者的支持，但在细节上，争议颇多。

通过了罗伊案判决的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法院。图中为沃伦。

本月泄露的《法庭意见》草案中，大法官阿利托写道：“现在到了专注于《宪法》，而将关于堕胎的问题返还给民选代表“进行讨论”的时候了。”该文件的结论部分写道：“《宪法》不阻止每个州的公民就规范或者禁止堕胎。”

有一种观点将1973年的判决归为“司法能动主义”的体现。这是一种司法哲学概念，指法庭因受到案件以外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影响，可能或者实际操作上使其法律活动受到影响。其另一个极端是“司法克制主义”。显然，作为人，法官无法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这牵涉到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作为独立权力之一的司法系统，它与其它权力系统，如行政的边界在哪里。如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在《当下的启蒙》中所持的观点，人类社会一直在朝着更为平等的方向前进。女性堕胎权力在民众中的支持程度一直在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前进不可能是线性的。在任何一个时代的节点，各种观点和文化、传统、社会治理等因素的碰撞和博弈的结果。法治的进步，正好是这种博弈的最好代表。美国历史上，立法的失败举不胜举，比如极为激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制定的，最终成为巨大失败的《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比如具有种族主义基础的《排华法案》等等。但这些错误，都被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社会扭转了方向。

文章来源：《现代哲学》 网址: http://www.xdzxbjb.cn/zonghexinwen/2022/0524/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