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观涛：如何建立现代的真实心灵？(2)

在社会事实公共性消失，人们不能理解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人文精神衰落这三件事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增长一日千里的今天，人对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狭窄”，指的是当下只有具体的科学技术才具有无可怀疑的真实性，而对社会事实的公共性以及“什么是科学”这些整体性问题，大多数人失去了判别能力。所谓真实性判断力的“模糊”，指的是真实性反思能力的丧失。为什么人文精神会衰落？原因是很多人认为过去的信仰和道德是假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人们视其为真呢？对此，大多数人不去思考或没有能力思考。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时代，正是源于人们失去了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我们把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称为真实的心灵，这样，上述种种现象的思想根源可以统称为真实心灵的解体。

金观涛,1947年生于浙江义乌，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讲座教授、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著有《消失的真实》、《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 、《系统的哲学》《中国思想史十讲（上卷）》《系统医学原理》（合著）《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与刘青峰合著）等。

半途而废的认识论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失去全面而整体的真实性判断力，居然和20世纪哲学革命有关。众所周知，人类通过语言即符号系统把握世界，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人可以使用符号？这就相当于鱼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不可能认识水给其带来了怎样的限制。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用如下比喻来形容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正如鱼可以跃出水面观看自己生存的世界，哲学家发现世界和语言同构，认识到形而上学是语言误用带来的错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人类思想的一场伟大解放，它是和20世纪科学革命同等重要的认识论革命。不同于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的建立，这是一场禁锢人思想的革命。在维特根斯坦这位公认的天才作为哲学革命代表的背后，是哲学被阉割，其创造性被束缚在牢笼之中。我们可以用逻辑经验论和分析哲学的兴起来说明这一点，正如卡尔纳普所主张的，哲学家的唯一工作变成了语言分析，一方面将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句子分拣出来，另一方面，剩余的有意义的句子被分成两类：一是可由逻辑和语法确定真假的句子，二是对世界进行描述的、具有经验意义的句子，前者交给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分析，后者则交给科学家。这样一来，人类似乎就可以找出语言是如何把握对象的，从而勾勒出思想运作的大结构。这确实是一种很精彩的哲学想象，但结果是哲学再也不能承担起重建人文精神的任务，“大写的人”萎缩了。人的理想也随着哲学的死亡成为被嘲笑的对象。

或许有人会说，无论是人文精神的衰落还是人类不能理解现代科学，都对应20世纪人类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和认识论困境，语言学转向则意味着哲学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从而取消了自身所背负的重担，因此我们不能将它们联系起来。这种貌似有理的观点忽视了哲学革命对真实性判据的巨大冲击。自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明确认识到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约定，符号串用自身结构来表达对象的结构。因符号串本身没有真实性，它只能从经验那里获得真实性，这样一来，只有科学和逻辑为真。人文精神失去了真实基础，因此必然走向衰落。换言之，科学陈述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能被经验证明且符合逻辑。符号的发现不仅将真实性窄化为科学事实，还取消了符号和任何整体的真实性研究的意义。这不是正好证明了上文提出的人们对世界真实性的判断力日益狭窄和模糊吗？

我要强调的是：对现代性、民族主义的反思和科学哲学同时产生，又同时失败，这并不是偶然巧合！表面上，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人类退回19世纪的思想状态，使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回潮。其实，更深层的原因是作为第二次全球化价值基础的各种信念不堪一击，好比是建立在沙滩之上。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第二次全球化的基本观念没有17世纪现代思想那样的真实性基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极权主义兴起，虽然促使自由主义思想家反思现代价值的基础，但这一反思的对象过于狭窄，仅限于社会制度、政治哲学和相应的价值层面。例如，哈耶克的理论只是用市场经济来为现代社会辩护；无论是罗纳德·德沃金的法哲学，还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都只能在法律和政治哲学领域论证现代社会的正当性。一旦社会问题超过专业领域，这些自由主义理论必定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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