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白石山水画看中国绘画的现代性(4)

林风眠及其夫人于1925年自法国学成归国，次年出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兼教授之职。该校原为北洋军阀势力所控制，1926年2月教育部接管后，改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后称国立艺专）。该年9月，法国画家安椎·克罗多应林风眠之邀请到该校任教，并担任西画系主任。1927年，林风眠不顾许多中国画教员的反对，聘请齐白石到艺专教授中国画，并为他上课时预备一张藤椅，下课时亲自送到门口，对齐氏极为尊重。因此因缘，齐白石和安椎·克罗多有了交集。克罗多在北京期间，最使他津津乐道的就是结识齐白石。他十分喜欢齐白石的画，不但购藏了几幅他的作品，还请白石老人为自己刻了“克罗多”三字的中文名章。白石老人在自述中也回忆说：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

1931年作 日暮归鸦

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仲言和其好友黎松安、齐白石等七人组织了一个诗会，取名“龙山诗社”，人称“龙山七子”，并由齐白石担任社长。由于胡沁园和诗社友人多有收藏书画，齐白石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写字画画，《山水条屏》与《龙山七子图》等就是齐白石此时期的山水画作品。这两件画作的布局、技法与风格反应出清初四王“正统派”画家的影响，尤其是当时画坛流行的王晕（1632-1717）画风。

陈师曾并曾对其友胡佩衡说：“齐白石的借山图思想新奇，不是一般画家能画得出来的，可惜一般人不了解。”

中日两国在艺术收藏品味上的差异，早在宋元时期就已彰显出来。齐白石在近代中国画坛的崛起，除了陈师曾的慧眼发掘与影响外，和日本的收藏品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齐白石、吴昌硕（1844-1927）等人于国际间的评价，和日本“南画”等鉴赏界的收藏品味有着密切的关系。

相关研究指出：陈师曾在日本留学时，有机会观摩到清初个性画家八大山人（1626-1705）和石涛（1642-1707）等人作品。20世纪10年代末期，东亚地区兴起了重新评价自身传统的风潮，当时日本美术界就对石涛、八大山人等个性画家极为推崇。这个发现启发陈师曾鼓励年轻人或其好友要突破清初“四王”的束缚，发展自己的风格。

除了陈师曾和林风眠的赏识外，徐悲鸿是另一位知音。1928年年底，徐悲鸿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时，曾三访齐白石，请他继任中国画教授，两人也因此成为忘年之交。徐悲鸿后来辞职赴南京，与齐白石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并不断购买齐白石的画。在齐白石山水的推介上，除了陈师曾外，徐悲鸿也是重要的推手之一。193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齐白石画册》，该画册是由徐悲鸿所编。值得注意的是，该画集所收录的作品，多是当时北京画坛传统国画派不重视的山水画。徐悲鸿在该书中作序，称赞齐白石“其道几矣，由正而变，茫无涯，何以知之？因其艺至广大，尽精微也”。在此，我们发现一个相当有趣也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同为近代中国绘画改良派巨擘的徐悲鸿和林风眠，虽然两人的艺术理念和风格完全不同，但他们对白石老人独特鲜明且富创新精神的绘画风貌，却一样推崇与赞赏。

须磨氏曾如此形容齐白石：他的山水画，在运用接近原色色彩的这一点上，具有印象派的作风，但骨子里却未舍弃宋元画风，是如假包换的中国作品，被外国人赞誉为东方塞尚。

1917年年底，齐白石听说家乡乱事稍定，遂出京南下返家。1918年全年在家乡。后来，家乡兵乱更加严重，齐氏乃下定决心定居北京。1919年3月初，齐白石第三次来到北京，并从此定居。是年8月15日，白石老人在其日记中写道：“余作画数十年，未称己意，从此决定大变，不欲人知。即饿死京华，公等勿怜，乃余或可自问快心时也。”可见当时齐白石的画作在北京画坛并不受到重视。8月16日，白石老人又写道：“余昨在黄镜人处获观黄瘿瓢画册，始知余画犹过于形似，无超凡之趣，决定从今大变。人欲骂之，余勿听也。人欲誉之，余勿喜也。”

既能維持“自古即达到世界水平的中国绘画艺术价值”，又能兼融“时代潮流和个人感性表现”的“现代中国绘画”；要言之，也就是既保有中国传统的艺术价值，又增添了西洋近代美术的各种表现和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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